“新蓝领”被指城市边缘人：劳务权益保障不足

   孙茂在武汉工作了近10年，干过保安、快递和超市销售。即便如此，对他来说，稳定的城市生活仍然太奢侈。孙茂说，自己“像是水面上的浮萍，很容易遭受风吹雨淋”。

    在各个城市里，孙茂这样的年轻化的就业群体，被称作城市“新蓝领”。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和服务业繁荣发展，他们游走在城市的各个服务行业，提供家政、快递、维修、美容、保险经纪等生活服务；有别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远离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有一技之长，能解决城市生活各种现实需求；他们年轻有活力，热爱城市生活，同时又期望改变城市底层劳动者的身份。

    然而，由于面临社会保障缺乏，劳务权益保障不足，职业培养渠道不畅等现实困境，无法融入城市成为这些城市“新蓝领”最大的困扰。他们，是城市里的“边缘人”。

    “像是水面上的浮萍”

    对于大多数户籍并不在城市的“新蓝领”来说，匹敌白领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像白领那样享受城市生活。因缺乏社会保障，他们总感觉自己是城市里的“漂一族”。

    28岁的梁广鹏管理学本科毕业，是一个酷爱倒腾电子消费品的“发烧友”，在一家企业做了白领后，5年前投身广州百脑汇一家电脑维修部，变身城市“新蓝领”。3年前，他跳槽到一家专业的苹果设备维修部。

     仅百脑汇这个专业市场，这两年兴起的类似的店铺就有几百家，全广州估计有几千家之多。一般情况下月入7000元，加班多的时候月入上万元，还有大约5000元的年终奖。

    在外界看来，城市“新蓝领”是一个普遍收入价高的群体。以育婴师为例，一个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育婴师月薪一般在6000元左右，甚至逾万元。今年2月，济南举办的一场“月嫂育婴师”拍卖活动上，8位月嫂和育婴师的单月服务权被雇主家庭以最高15500元、最低5200元拍下。在快递、小儿推拿、汽车美容等行业，城市“新蓝领”的月收入也普遍高于普通上班族。

    收入高了，消费水平自然水涨船高。“90后”唐小霞在深圳一家手机商城做销售及手机装机服务。去年9月，她用按揭贷款买了一辆通用凯越轿车，首付3万多元，月供约1400元。她说：“买房子太难，有车能够大大提高在城市生活的品质。”

    根据天猫商城的调查，城市“新蓝领”是与城市白领消费能力相当的群体，而且都是品牌店的主力消费群。在3C(计算机、通讯和消费电子产品)市场，“新蓝领”特别IT新民工的消费需求更旺。他们集中在22至28岁，月收入在4000至8000元之间。

    尽管收入高于一般打工者的城市“新蓝领”被视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后备军，但因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不能享有和市民同等的地位，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生活。

    青岛一家快递公司快递员张凯说，他拼死拼活每月收入4000元左右，老婆没有工作。公司不给买社保，自己每月大约要花600元买社保，小孩上幼儿园每月开销700元，看病住院买衣服喝牛奶每月要1500元左右。一家六口人现在住父母40平方米房子内，一直想买房，首付够了，但怕还不起贷。

    湖南籍广州出租车司机刘良乐说，因为很难进入当地公立学校，女儿从小就在湖南石门县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十多年来一家人一直聚少离多。作为广州的纳税人，最希望女儿能有机会在广州公立学校上高中，甚至参加高考，享受广州的各种优质教育资源。

    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针对“新蓝领”的调查显示，“新蓝领”群体大多来自农村，父母为农村户口的比例约为40.5%和46.75%。在京沪津工作的“新蓝领”中超过7成的人想在工作城市扎根，山东、广东、辽宁等省份接近6成的人想在工作城市扎根。

    从事消费社会学研究的中山大学社会学管理学双聘教授王宁认为，与传统产业工人不同，“新蓝领”阶层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为了攒钱回家，也不只是为了生存，他们渴望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但又遭遇着落户、社保养老等“拦路虎”，消费成为他们获得自我认可和拉近与城里人距离的一种方式。

    “看不到日出日落”

    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新蓝领”在他们梦想扎根的城市付出了更多的汗水。然而，高强度的劳动没有缓解“新蓝领”的生活压力，由于工作单位往往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使得他们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

    “每天中午12点开工，晚上11点半收工。客人多时还要加班，基本上每天都要服务五六个客人。有时候手都按麻了，来了客人还是要‘上钟’，手上茧子结了一层又一层。”在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一家足浴店里，足疗技师李维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干我们这行的，从来看不到日出日落。真羡慕白领和公务员能朝九晚五啊。”

    李维说，2009年，她在亲戚的介绍下进入足浴业，由于技术不错，回头客较多，近两年月工资都接近4000元，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都没有。

    在距离李维生活的城市1200公里外的山东济南，育婴师张红的生活同样疲惫而飘摇。

    5年前，张红从工作了7年的一所私立学校辞职。先是在山东一家家政公司工作了两年，在济南一所家政学校培训拿到育婴师资格证后，正式成为一名育婴师。

    因技术过硬和态度不错，张红有接不完的订单。即将生育小孩的家庭往往提前预约，这使得她一年到头都处于有活干的状态。张红一般在每个客户家里能上两个月班，最长的达到9个月，工作地点在山东省内各个城市不断变换，流动性很大。工作26天后集中休息的4天时间里，她才可以回淄博老家看看孩子。

    根据育婴师的工作特点和雇主的要求，工作时间内张红每天都和雇主家庭吃住在一起。负责产妇的饮食和照顾婴儿是育婴师的工作范围，但事实上常有雇主要求张红做更多的事情，如为雇主全家人洗衣做饭，帮助跑腿办事等。张红时常为超负荷工作感到疲累。

    由于和家政公司是一种挂靠关系，雇主也是与家政公司签署合同，包括张红在内的不少家政人员都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她们不得不自讨费用在老家购买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或参保新农合。

    部分行业的城市“新蓝领”劳动强度较大，而且面临社会保障缺乏的问题。一些从事家政、汽车美容、保险经纪等工作的城市“新蓝领”说，工作单位没有或未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情况已成为他们无法承受之重。和张红一样，他们不得不自掏腰包在老家购买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或参加新农合。

    赶集网和北京大学媒介与市场研究中心一项针对36个城市的58681份问卷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新蓝领”一周工作时长超过50小时，五分之一的人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调查还显示，在“新蓝领”人群中，与雇主签订劳动或劳务合同的人群比例不到一半，有57.33%的“新蓝领”没有与雇主签署相应的劳动合同，这使得他们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

    “干10年20年一个样”

    很多“新蓝领”进城不只为了生存，他们希望通过努力换取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然而，谈到自己的职业前景时，一些“新蓝领”戏称“一眼万年”，定格在入职之初的岗位上。

    2004年专科毕业的河南小伙子左万景南下珠海，做过快递员、流水线式货仓管理员，后进入一家打印耗材公司，成为“IT新民工”。他说，受限于专科学历和岗位的“天花板”，一直难有加薪提职的机会。

    2010年，他参与了广东省团委与北京大学联合组织的新生代产业工人继续教育的“圆梦计划”，成功被北大网络教育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录取。如今，他已转岗晋升人事部经理，收入也翻了番。

    然而，像左万景如此幸运的“新蓝领”凤毛麟角，类似的提升机会着实太少。左万景参与的这项官方关爱民生工程，同期仅100人被录取。

    城市“新蓝领”一般参加过系统性的培训，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并且相关职业经验也比较丰富。如育婴师均参加过系统的职业培训，并有执业资格证书，汽车美容人员曾在大中专院校学过汽车修理等专业知识等。但能够在一定规模的企业工作的“新蓝领”尚且很难获得上升通道，那些分散在仅几人、几十人的小微企业或个体户工作的“IT新民工”则感觉“一工作就到了顶”。

    在广州中华广场电子城做手机软件服务的本地小伙子李志贤说，工作一做就是5年，除了工资涨了些，并没有其他变化。“有机会，当然想去手机公司做个工程师”。

    “吃青春饭”、“干活儿没啥激情”、“干10年20年一个样”……不少“新蓝领”都发出了类似的抱怨。怨声背后，是时常萦绕他们心头的对职业生涯的强烈无归宿感。

    已在广东、福建和山东从事了6年多育婴师工作的王荣说，虽然自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仍为工作前景担忧。她说：“年龄越来越大，体力和精力都逐渐跟不上了。想从一线岗位上转为这一行的技术指导，但由于只有高中学历，继续深造的机会不多，也找不到更高层次的学习培训机会。”

    对于前途的失望，让“新蓝领”将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期待下一代能改变城市“边缘人”的尴尬。长沙李文锁城锁具中级技师高道祥来自湖南安乡县农村，从事开锁业将近13年。他说：“公司派活儿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我每天就骑着这摩托车满城跑来跑去。10多年了，整天风里来雨里去，我决不让我儿子再干这行了。”

    部分受访的“新蓝领”表示，自己这一代人扎根城市的可能性不大了，希望自己能够给子女打好基础，帮助他们摆脱父辈身份带来的种种限制，融入主流生活中去，不再做城市“边缘人”。

    专家指出，与白领、公务员甚至工矿企业的产业工人相比，“新蓝领”获取的资源更少，“往上爬”的通道更窄。一些“新蓝领”长期从事简单、重复性的劳动，在收入增长乏力、上升通道不畅、正向激励不足的情况下，往往会对工作心生厌倦，丧失积极性和进取心，“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昕分析称，当“新蓝领”对所从事的工作没有兴趣或缺乏动机，但是为了养家糊口又不得不为之时，就会产生厌倦、排斥情绪，身心陷入疲惫状态，工作绩效将会明显降低。长远看，这或将导致社会劳动效率低下，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