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税收优惠

    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但是，我国养老金储备中90%是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这些常见的养老金储备方式，发展依旧缓慢，现行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

　　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真正建立起“三支柱”的养老保障模式，12月4日，在第八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谁为我们养老——探索中国养老新模式”分论坛上，来自监管层、学者、保险公司高管等在内的7位嘉宾共话“商业保险如何参与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主持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保险系助理教授冯智坚)：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比较缓慢的原因有哪些？应该如何实现突破？

　　包虹剑(信诚人寿保险公司首席市场官)：还是税收政策的问题更多。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方面，也要出台相应的税收递延政策。此外，老一代人个人积累不足，让他们拿出一大笔钱购买保险，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第二是投资效率和投资渠道的问题。个人认为，投资的基准一定要PK掉CPI加管理成本，否则本金都是亏的，谁会愿意参加企业年金计划或者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呢？第三，商业保险公司做个人补充型养老保险，还需要优化销售渠道，降低销售成本和提高投资、运营、销售等整体效率。

　　吕建勤(平安养老保险公司年金受托管理部总经理)：这是个系统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是税收政策。除了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消费者应该享受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外，其他税收政策点还有很多，比如专营商业养老保险的保险公司是不是可以享受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让我们将经营中的税收成本转化为更好的产品费率或者投资收益，使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更有吸引力。

　　刘云龙(中国人寿 养老保险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从国际来看，养老金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税收优惠。第二推动力是针对养老金的特殊金融政策，比如发达国家供养老保险资金进行配置的30年期普通国债、特别国债(不可交易)。在这两大作用力下，养老金产品或者商业养老产品就会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

　　姚庆海(中国保险学会会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在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过程中需要调动全社会力量，包括市场的力量，政府的力量，个人的力量，企业的力量。这种多元参与、多元互动、交汇融通的社会治理理念引入到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主持人：据了解长江养老保险公司已经获得保监会批准，可以拓展养老金应用范围进行试点，到目前为止有哪些具体措施推进？

　　李春平(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我们首先取得了两项资格，一是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债权计划发行的资格。在今年的人社部23号文后，年金可以投资保险资管债权计划。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以后，可以把年金资产和社会基础资产衔接起来。这两种资产的长期性、收益性和稳定性是匹配的。第二，获得了受托资产管理能力资格，可以通过发行产品，受托管理养老理财需求的相关资金。积极着力打造养老金资产管理能力，希望在未来第一支柱的养老金，甚至包括全国社保的养老金，我们养老保险公司都能够积极争取管理。

　　主持人：怎样看待目前企业年金发展仍较缓慢的情况？

　　吕建勤：加入企业年金比较多的企业是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动力不足。未来税优政策会带来比较好的撬动效应。今年人社部颁发23、24号文，一方面增加了企业年金的投资范围，另外也增加了养老金产品种类。随着后端产品不断丰富，可能未来个性化的或者满足企业需求的产品会越来越多。

　　李春平：企业年金发展缓慢，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对企业年金的认识，大家没有把它真正作为我们社保体系的一个支柱。第二，企业没有把年金当成自己对社会、对国家、对员工的一种责任，而是把它当成简单的福利。第三，现在还是以企业缴费为主，个人缴费增加以后，可能产品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服务时代才能够到来。

　　姚庆海：鼓励发展企业年金，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一个是立法和制度设计方面，国家要从整体上考虑企业年金是国家的福利保障，要有强制的手段，作为企业应该尽的社会责任。另外，这个制度设计上还应该使参与的主体以小成本推动运行。第三，还要有利益的推动机制，像税优政策和其他方面的配套。

　　刘云龙：补充养老保险发展对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第一，养老金作为个人退休养老的资产，降低个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有利于鼓励个人的当前消费和永久性消费。第二，养老金作为长期资金，对接长期投资、长期资产，有利于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第三，养老金通过股权投资、权益投资，直接对接政府和企业的融资需求，有利于降低政府和企业的负债比率，有利于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第四，目前我国的货币量十分巨大，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来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可以源源不断地汇聚长期资金，回收流动性。第五，养老金发展，可以分流商业银行中“以养老为目的”之长期储蓄，实现长期资金与短期资金分流，既可降低社会资金成本，又可逐步改变我国商业银行“一业独秀”的局面，改变我国畸形的融资结构、金融结构。